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传奇落幕!球王贝利的最后一程****** 中新网1月3日电 2022年年末,82岁的“球王”贝利走了。绿茵场失去了它的“国王”,一代人关于足球的信仰也随之而去。 当地时间1月2日,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巴西桑托斯市的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进行,计划持续到当地时间3日上午10时。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送别“球王” 早在告别仪式开始前,球场看台上便悬挂起了写有“球王贝利享年82岁”的巨型横幅。球迷们纷纷赶来,在球场外围的贝利雕塑旁献上鲜花。在这座圣保罗郊外的绿茵场上,人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送别“球王”最后一程。 “我会在这里待整整24小时。”一位巴西球迷这样说道。 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是巴甲桑托斯队的主场,也是贝利辉煌生涯的闪耀时刻。从1956年到1974年效力球队的18年间,贝利出场660次并打进643球。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桑托斯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排队等待的民众。当地时间1月2日凌晨,贝利的遗体棺椁从圣保罗阿尔贝托·爱因斯坦医院运往体育场,被安放在场地中央临时搭建的篷房中。沿途道路两旁,众多球迷向“球王”致敬。灵柩由贝利儿子埃迪尼奥和巴西球星泽罗伯托等人抬入现场。 在告别仪式持续的24小时时间里,球迷可以进入体育场内进行吊唁。悲惋悠扬的乐曲声下,走入球场的球迷们手举横幅和巴西国旗,甚至有人将大力神杯的纪念品佩戴在头上,用以纪念“球王”传奇的一生。 1958、1962、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都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贝利就此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这个纪录至今仍未被后人超越。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用“贝利”命名足球场 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抵达维拉贝尔米罗球场,送别“传奇”。 据外媒报道,因凡蒂诺表示,世界知道贝利为足球所做的一切。贝利是永恒的,“球王”是永恒的。“我带着很多情绪来到这里,包括悲伤和微笑,因为贝利给了我们这么多微笑。” 为了纪念这位足坛英雄,国际足联希望每个国家都能以“贝利”的名字命名一座足球场。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图为贝利灵柩上覆盖巴西国旗。“在20年、30年、50年或100年后,当有进球发生在每个国家的贝利体育场时,有人会问贝利是谁,其他人告诉他贝利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球员。” 当地时间1月3日上午10时球场追悼结束后,灵车将载着贝利的棺椁在桑托斯市缓慢游行。经过贝利百岁母亲的居所,最终抵达距离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约1公里远的公墓。葬礼也将于当天举行。 这座公墓是一栋高层建筑,共有32层。据媒体报道,为了方便球迷吊唁,贝利家人选择将他葬在1楼,但球王最初的选择是9楼,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曾经身穿9号球衣比赛的父亲,也能俯瞰整个体育场。 辉煌职业生涯 谈起贝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人们口中“上天赐予足球的礼物”。 1940年10月23日,贝利出生于巴西特雷斯科拉索斯。据外媒报道,外界熟知的贝利其实是一个绰号,关于其说法不一。 有外媒称,这是在他小学时得来的,与球员瓦斯科·达伽马·比莱有关。小伙伴们称他为“比莱”,后来喊着喊着成了“贝利”。而贝利本人起初并不喜欢这个称谓,但最终他让“贝利”名满天下。 1958年瑞典世界杯,当时年仅17岁的贝利帮助巴西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后靠在队友身上哭泣。17岁,贝利入选巴西国家队。1958年瑞典世界杯上,在巴西与威尔士队的1/4决赛中,贝利打进致胜一球。那一天,他只有17岁7个月零27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进球者。 但这只是那段辉煌历史的起点。1958、1962、1970年三届世界杯冠军全部被桑巴军团揽入怀中。贝利成为足坛历史上唯一一位三夺世界杯的球员。 渐渐地,大家把“球王”称号送给了这个来自巴西的年轻人。在21年职业生涯的1366场比赛中,贝利攻入1283粒进球。在很多老一辈球迷的记忆中,贝利便是他们对于足球的绝大部分认知。 当地时间1月2日,“球王”贝利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其曾效力近20年的桑托斯俱乐部球场举行,民众排队前往悼念贝利。在充满爱和智慧的一生中,贝利诠释了足球场上最大的艺术,他坚信“爱”可以治愈世界上一切问题。 如今,他的信念成为了后代的遗产。深受其影响的人们也驻足在灵柩前,送“球王”最后一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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